明代名茶问世
明·冯时可《滇行纪略》(16世纪下)载，“楚雄府城外石马井水，无异惠泉。感通寺茶，不下天池伏龙。特此中人不善焙制尔”。按：感通寺茶系指大理感通茶，惠泉指天下第二泉——无锡惠山泉，天池指明代江苏苏州的天池山产的名茶，伏龙是指浙江古会稽名茶之一种，亦称卧龙。
明·万历年间谢肇淛《滇略》载：“士庶所用皆普茶也，蒸而团之。”
明末(1639年)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徐霞客《滇游日记》载，“中庭院外乔松修竹，间以茶树，树皆高三四丈，绝与桂相似。时方采摘，无不架梯升树者。茶味甚佳，焙而复爆，不免黝黑。”日记中还提及过顺宁府时住梅姓老人家，主人以云南府所产名茶——太华茶招待。
上述记载表明，普洱茶之名始见于明代；云南已有名茶出现，焙制方法未臻完善,大叶种茶树须架梯采摘。
清代普洱茶名重天下
方以智《物理小识》(1664年)载：“普洱茶蒸之成团，西番市之，最能化物与六安同。”
刘健《闻夜录》称：顺治18年(1661年)3月在北胜州(今永胜县)与藏人互市茶马，当年人藏普洱茶三万担。
张泓《滇南新语》(1755年)载。“女儿茶亦芽茶之类，取于谷雨后，以一斤至十斤一团，皆夷女采治，货银以积为奁资，故名。”
曹雪芹《红楼梦》第63回记述：“林之孝家的又向袭人等笑说，该焖些普洱茶喝，袭人、晴雯二人忙说，焖了一茶缸子女儿茶，已经喝过两碗了。”
赵学敏《本草纲目拾遗》(1765年)载：“普洱茶大者一团五斤，如人头式，名人头茶……每岁人贡，民间不易得也…普洱茶清香独绝也。普洱茶膏黑如漆，醒酒第一，绿色者更佳，消食化痰，清胃生津，功力尤大也。”
王昶《滇行日录》(1768年)载：“普洱茶味沉刻，土人蒸以为团，可疗疾，非清供所宜。”
吴大勋《滇南闻见录》（1782年)记有：“团茶产于普洱府属思茅厅地方，茶山极广，最为有益之物，煎熬饮之，味极浓厚，较它茶为独胜。”
檀萃《滇海虞衡志·卷十一》 (1799年)称：“普洱茶名重于天下，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……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，茶客收买，运于各处，每盈路，可谓大钱粮矣。”
师范《滇系·山川》(1807年)载：“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：曰攸乐，即今同知治所；其东北220里曰莽芝；260里曰革登；340里曰蛮砖；365里曰倚邦；520里曰漫撒。山势连属，复岭层峦，皆多茶树。”
阮福《普洱茶记》(1825年)有“普洱茶名遍天下，味最酽，京师尤重之”的记载。
雪渔《鸿泥杂志·卷二》(1826年)有：“云南通省所用茶，俱来自普洱。”
段永源《信征别集·卷下》(1867年)载：“朱继用又言：思茅厅地方，茶山最广大，数百里间，多以种茶为业，其山川深厚，故茶味浓而佳，以开水冲之十次，仍有味也。而归其名于普洱府。其实普洱之茶，皆思茅所产也。”
光绪末年(1908)顺宁府太守琦磷号叔敏与当地知名人士陈晓峰倡导种茶，引种双江勐库茶子，初种于城后凤山，蔚然成园。此后即推广普及全县。
上述清代茶事记载表明：云南普洱茶产、制、运销的盛况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钱粮；滇西南双江、凤庆等地的茶区在发展；普洱茶及其茶膏具有多功能的药理作用，故普洱茶名重于天下，不但士庶所用皆普茶，京师尤重之。所谓普洱茶，即记载中的饼茶、团茶，女儿茶等皆属之。今天的沱茶、紧茶、方茶、砖茶以及各级滇青皆属普洱茶。但与现在广东、湖南、四川等省将茶叶经过陈化处理而成的“普洱茶”是两种不同的概念。关于云南六大茶山，经考证，应是攸乐、葬芝、革登、蛮砖、倚邦、漫撒六山，位于澜沧江东岸，除攸乐山在今景洪市境，其余五大茶山均系今勐腊县境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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